彭大钧：我这一生与成理血肉相连 

2003年在西班牙AAPG年会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德生及夫人合影  

人物简介： 彭大钧，能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隐蔽油气藏的勘探研究。近十余年以来作为首席科学家或项目负责人共完成20余项科研成果，均获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评价，成果均经油气勘探实践的有力证实。获得科学成果技术奖十余项，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地矿部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目前正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南海深水扇系统与油气资源”。  

我这一生与成都理工大学的建立与发展形成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我于1934年12月生于苏州，我的祖先中曾经有祖孙两代中过金科状元。1937年日本侵华军攻入南京前一天，我父母携带全家八口坐运粪船逃往苏北，辗转赴上海，沦为赤贫家庭。全家在10平米的一个亭子间熬过了十余年，直到1949年解放。1951年2月我参加工作，1956年在发现克拉玛依油田的激励下，我以调干身份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58年川中油田发现后，北京地质大学石油系从系主任到学生划分一半到成都地质学院石油系，我随之来到了成都，从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当时我们这帮青年均富有激情，第一志愿入学，争先恐后赴川，滂沱大雨下高唱“勘探队员之歌”，背负数十斤行李、书籍从成都北站绕了一大圈（因为深夜初到成都）步行到成都地质勘探学院报到。第一餐饭就吃到花椒，大呼“原子弹，吃不消”；为了争荣誉，在泥泞的校园里绕着圈跑马拉松42公里；紧接着是饥荒年代，借来粪车深夜到成都市内公厕偷粪水运回校内浇蔬菜；种植收获的大米、蔬菜全部上交给食堂换回饭票补贴给更为艰难的老师们；野外实习时到达基地发现没有粮食可供，又背上背包跑十余公里去购粮背回来供同学们开伙……种种的艰苦极大地磨炼着我们，但我们懂得母校在培养我们，国家需要我们。  

在文革“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高压下，我仍然以巧妙的方式埋头阅读英文版《毛选》，这使我在改革开放来到时能够以首批中青年科技人才身份跨出国门，参加联合国开发署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地热勘探学习，以远胜于当时年龄的毅力与勤奋，在国外学习、研讨与交流。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来访新西兰时，我们又组织当地的华侨与学生热烈欢迎首次来访新西兰的国家主席，并获得他的专门接见。  

1980年在新西兰接受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接见  

1980年，我回国不久担任成都地质学院石油系主任，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改革开放。以英语讲授专业课，大力推荐学生赴国外进修，改革课程结构，把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紧密结合，与国内大油气田企业合作，与国外大学开展交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克劳斯塔尔大学等），在产学研紧密结合中培养出数千名年轻的石油勘探人才，也推动了国家重点学科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之后，在担任成都地质学院副院长时，着手专业与学科结构的改革，力倡建立成都理工大学，并在统一全校思想的基础上，与全体校领导共赴地质部与教育部，说动上级部委并获得首肯，第二年就成立了成都理工学院，以后又逐步建成了成都理工大学。这应当是我校浓墨重彩的历史时刻，我至今对当年的一切牢记在心间。  

1992年，我因疲劳过度心脏受损，病危进医院抢救。出院后，我辞去了行政职务，从此以全部精力投入科学研究与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我又回到当年引发我报考地质专业的克拉玛依、吐鲁番盆地与塔里木盆地；若干年后又赴南海进行深水沉积的研究，为我国海洋油气事业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南海深水扇系统与油气资源”，该项目前期成果已促使2006年6月在南海荔湾3-1地区获得天然气重大突破，并使珠江口盆地白云深水油气勘探成为我国“十一·五”期间油气战略选区与重点）。  

我从事专业的一生遇有若干次生死的考验，车祸、高压天然气井喷、管道爆炸（当时我距爆炸点仅0.5米，棉衣上有一块5厘米的爆炸物碎片），均有惊无险。我深感我的一生有着太多的幸运，逃过了南京大屠杀，熬过了饥荒，躲过了爆炸事故，病危后又健康生活了20余年。我也经历了很多的重要历史节点，艰苦时的各种磨炼，文革期间苦读英语创造以后出国的阅历，成都地院时的奋起改革与思想解放，倡导建立成都理工大学的理念、动力与实践，重病后回归专业又获得的一系列成就……  

以上种种，均使我感到我与成都理工大学有缘、与祖国的油气勘探事业有缘。而今，我十分满足所有这一切，我希望奋进中的成都理工大学在新的长征路上能有更大成就，并建成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